天津日报数字报刊

  天津的茶楼文化历史悠久,清末津城已有书馆、杂耍馆、茶园数十家。作为公认的戏剧演出大码头,天津早期的戏剧演出场所即是茶楼、茶园。

  天津早年间也有一些纯粹意义上的休闲茶馆,不为看节目,到这来的茶客,多是和朋友聚会喝茶聊天。在茶馆之外,还有不少和喝茶息息相关的地界儿,有钱没钱喝个茶,早在过去的天津城,就是老百姓之间的一股“流行风”。

  茶馆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唐朝,雏形为晋代出现的茶摊。到了宋代,就茶坊已经成为当时重要娱乐社交场所。到了清朝,则成为重要的市井场所,在天津,随着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,文化大码头,也形成了独特的茶园、茶馆文化。

  天津近代史研究专家学者周利成介绍,在清中叶,天津就出现了“茶园”的演出场所:“道光四年《津门百咏》中写道,‘戏园七处赛京城,纵绔逢场各有情。若问儿家住何处,家家门外有堂名。’其中所说的戏园实际就是重品茶不重听戏的茶园,所以均以茶园命名。”

  周利成说,过去天津茶园其实是一个室内剧场,舞台为三面敞开戏台,台下放八仙桌,观众以喝茶为主,听戏为辅。观众入园只收茶资,不收戏票。商贾也常常利用茶园来谈生意做买卖。天津过去有四大茶园之说,分别是金声茶园、庆芳茶园、协盛茶园和袭胜茶园。这是因为1870年后,市内铺设了主要道路,京津两地梨园界优秀人才大量涌现,促进了天津早期茶园的发展,这时的观众已逐渐改为以听戏为主、喝茶为辅了。

  至于天津的茶楼,则多是以卖茶水为主,以说评书、唱鼓书为辅。“茶资可以提成给演员。如果演出较火爆,茶水也不增资,伙计专门绕茶座收钱,全部给演员。”茶楼也有高低之分,高雅者如宝和轩、福来轩、三德轩等,茶楼能容二三百客人,听众多为社会名流、文人墨客、绅商富户等,演员更是则优而取。而小茶楼的收费特别低廉,多是贩夫走卒甚至地痞流氓光顾较多,当然天津也出现了不少介于两者之间的茶楼。

  “剧场里还有‘茶房’这一‘行当’,和‘手巾把儿’‘糖果案子’合称为剧场三房。”周利成说,茶房将开水放在一个大铜壶里,在茶碗、杯子里放好茶叶,有观众要时,把茶水沏好,用带挂钩的铁环套着挂在椅子的扶手上。观众喝完茶,茶房收杯子敛钱。“艺人台上演出,茶房台下刷茶碗,向观众敛茶资、收茶碗,演出效果大受影响。”周利成说。

  1951年,剧院、观众、演员一致要求尽快取缔这存在百余年的剧场陋习,当时天津市政府统一部署,勒令所有剧场一律取消茶房。

  除了作为早期戏剧、曲艺、相声演出场所的茶楼、茶园,天津早年间也有一些没有演出的纯粹意义上的茶馆。用老先生们的话讲,以前泡茶馆的,不一定都为看节目,到这类休闲茶馆来,多是为了朋友能一起坐坐,喝茶聊聊天,或者是商业伙伴谈生意。

  “说书、相声、曲艺类茶馆过去在天津确实比较多,早年间娱乐方式有限,不像如今那么多元化,茶馆演出是那时候文艺演出的重要形态之一。”天津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张绍祖解释,那时这类茶馆的广告、宣传多,传下来的资料不少,往往就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。

  作家肖克凡曾在文章中谈及建物大街上的华楼旧址,乃是当年逊帝溥仪的舅父良揆投资兴建的娱乐场所,“人称茶楼,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,内容多多,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。”近代史专家何德骞则对上世纪五十年代,劝业场八大天之一的天露茶社印象更深,“就在天宫电影院旁边,它就不算是专门的曲艺茶馆,而是偏休闲的茶馆,档次不低,绿茶花茶都有,看完电影看完戏,在这歇歇脚、聊聊天,瓜子、崩豆是标配,要么就是青萝卜就热茶。”

  在何德骞看来,劝业场、五大道一带,也就是英、法等租界地,往往少有“带唱”的茶馆,“百货大楼、南市一带就比较多,‘三不管’自由地,茶社多带唱戏、曲艺这些节目。”

  当年在一些重要路口,常有小老百姓会摆茶摊儿,拉三轮、赶大车等苦力工人,路上渴了,到茶摊儿一分钱来碗茶,既经济又解渴。

  “这要是到了澡堂子喝茶,又是一套讲究。洗完澡,出一身汗,品着茶,也要慢着来。”津城文史学者、近代史专家何德骞过去就曾跟着买办感受过澡堂喝茶的氛围。“当年的华清池,三层楼,环境相当好,一楼池塘,二楼盆塘,三楼女部,再往上还有皇后舞厅。”在那喝茶,有跑堂的“堂役”负责伺候茶水,一见他们到了,立马跟上一句“程总办到”,再行个礼,“这边程总办便说道;‘看赏。’两分钱就打赏过去了,喝茶之外,我觉得这里面也是玩派儿了。”

  当时澡堂休息区有大长椅,何德骞还记得上面总会放着很多成兴茶庄的宣传单,“成兴的袋茶,最适合旅游食宿购,包括澡堂子喝茶,这样一包就够,省得一买就是半斤。”袋茶总体而言就低不就高,毕竟老百姓还是大多数,不过也分高低贵贱,从几分到几毛甚至一元价格不等,为适应不同阶层。“条件稍微差一些的,五分、一毛就能喝上。有钱的想喝好茶,会告诉堂役:‘不要袋茶,旁边就是广裕茶庄,给我买点好茶来。’”堂役买回好茶,沏好奉上,也能收着小费,在何德骞看来,这种喝茶多少也带有一些玩派儿的姿态了。

  买办阶级,达官贵人,过去真正的有钱人在对待茶的问题上,何德骞认为:喝茶讲究,但不奢侈。

  饭后茶余,在一种随意自然的状态下,招待客人,汇报工作,大宴过后,或谈心或决策,正所谓“上好茶,请上座”,多还是以花茶为主。“沏花茶,头一例不喝,滤过一遍之后的二例最浓最好、味道最佳,三例凑合,四例就该扔了,所谓‘涮卤儿’,算是基本常识。喝茶之前,上面的茶叶末儿要吹开,上等人物喝茶,这是个必须动作。”在何德骞看来,过去吃饭用餐有各种规矩,官场喝茶也成了一种仪礼制度,“特别注意仪礼层面,包括端茶的姿势、手势等等,以前不是带把儿的碗,托茶的手绝不能按到茶碗里,端过去的茶水也要不温不火。”

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张作霖、褚玉璞、张宗昌、张学良等人在津组织直鲁联军会议,研究如何对付北伐军,何德骞特别提到,他们开的便是茶点会议,少不了的便是茉莉花茶,“就在今天的长春道上。尤其孙传芳、张宗昌都是山东人,对绿茶不那么感兴趣,更适应喝花茶。”喝茶讲究配茶点,不像吃饭那么硬核,也不必搞得像送礼,“瓜果梨桃,瓜子、崩豆、花生、果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小蛋糕这些不太油腻的小零食。”

  在天津,平民家庭饮茶之风同样盛行。真正的天津卫,待客必要奉以热茶。清汤白水即是慢待了。据何德骞了解,过去人们尤其偏爱正兴德茶庄的茶叶,“最早在城里的竹竿巷。”而早年津城还有一些水铺,周围居民可以到那直接买水,凉水开水皆有。有句天津俗语:水铺的锅盖——两拿着。早晨起来炉子没生,又想沏茶,到水铺买上一壶水,只是这水铺大锅里的水还没烧开时,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。“水开,沏了茶,拎起茶壶回家,到家直接茶碗一喝,惬意。”

  让何德骞印象特别深的,还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家庭都买过的茶叶末儿,“那个年代一般家里条件不好,买不起茶,到茶庄一毛两毛买一纸包茶叶末儿,二两左右,好茶出来的叫高沫儿,两三毛钱。”只不过这茶叶末儿喝一例就完,再喝就没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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